终结英特尔半导体霸主地位，力压苹果稳坐全球最大手机厂商，这是；败走中国市场、5G手机刚上市就爆炸、折叠屏手机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也是三星。
跌宕起伏80年，已站在多条产业链顶端的三星，如今依然远未到独孤求败的境界。
眼下，在中美日韩砸下千亿美元的5G战场上，底层技术的迭代正引发剧烈震荡。在韩国街头，运营商营业厅的橱窗里贴满了5G海报，上面印着三星推出的全球首款5G手机Galaxy S10。作为韩国科技龙头，三星义不容辞地挑起5G国家队的责任与重担。
重压之下，三星急了。
一边是手握全球手机存储器和液晶面板产业链命脉，一边是卡位抢跑后的质量问题频出，在5G浪潮来临之际，哪怕强如三星，也一不小心出了错。
洗牌之际，没有人能稳坐钓鱼台，机会和危险共生。
TCL的李东生说：“追赶三星，需要三代人”，而华为余承东则认为不然，“三年，华为超过三星。”无论距离究竟有多远，大家都认同三星在前方，甚至如今华为所走之路也依稀可见三星的印记。
然而，前行者也有焦虑与彷徨。
“抱歉，您的订单将被自动取消。”
最近，这封发给用户的致歉邮件让三星的“面子”很受伤——折叠屏手机发布时有多光鲜，如今被打脸就有多疼。
2月，三星特意赶在MWC之前，抢跑华为，在美国旧金山推出了传闻已久的折叠屏手机Galaxy Fold。这是继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柔宇科技之后，全球第二款折叠屏手机。鉴于柔派手机发布半年还未发货的ppt属性，Galaxy Fold也可以说是主流市场的第一款折叠屏手机。
必须承认，这是一款惊艳的产品，不仅是技术和设计惊艳，近2000美元的价格也很“惊”艳。
在发布会上，三星称，该机型经过了20万次实际测试，可以在每天开合100次的情况下，五年不出问题，首批量产规模将达到100万台。
炫酷的外形、高昂的价格，使折叠屏手机成为科技产品“弄潮儿”的不二首选。
在已经非常成熟的智能手机市场，连iPhone的吸引力都不可避免的连年下降，已经鲜有产品能满足消费者追求个性和炫耀的需求了。折叠屏手机的出现再一次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戳中了用户的“痒点”。
尽管价格不菲，原定于4月26日开售的Galaxy Fold在美国开放预订的第一天仍然受到了消费者的追捧，很快就有了过万的预订量。
一时间，Galaxy Fold 风光大盛， 引来一众吃不到葡萄的二三线品牌侧目。杨元庆还曾吐槽说，这些都只是放在玻璃罩子里的PPT产品罢了。
当时，没有人把这话放心上，却未想“一语成谶”。
第二天，Galaxy Fold 的预定通道就没有预兆地关闭了，网站显示缺货。接下来，多家评测媒体纷纷反映，Galaxy Fold存在屏幕凸起、易碎、闪烁等问题。尽管三星称这是因为评测者撕去了保护膜这一不当行为所导致的，但消费者们并不买单——如此高科技的折叠屏全靠一张保护膜来支撑？如此重要的保护膜那么轻易就被误撕了？
这不是三星该有的水平。
质疑声中，三星不得不收回所有评测手机，在发售时间悬而未果的情况下，三星向客户致歉：“如果在5月31日之前我们还未发货，您的订单将被自动取消。”
当初捧得有多高，现在摔得就有多疼。
这边厢，折叠屏手机的“大型翻车现场”让三星头疼不已；那边厢，三星的第一款5G手机也来雪上加霜了。
4月底，一名韩国用户在线上平台分享了四张照片，称他刚买来不久的三星Galaxy S10 5G版发生自燃，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已经无法使用。
按机主的描述，这款三星Galaxy S10 5G使用了仅仅六天就突然冒烟，三星售后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检查后称“有外部损伤的痕迹”，并且没有换货或者退款的意向。三星电子相关负责人也承认了这一说法：“我们收集了产品并完成外部检查和X光检查，但手机外部痕迹很明显，我们找不到产品上的缺陷，有可能是手机受到外力冲击导致的。”
然而，这样的解释显然并不能说服用户。机主称，之所以有外部痕迹，是他在看到手机冒烟后，惊慌之下将手机丢在了地上才出现的，并不是自燃的原因。不满于三星的售后服务，他因此决定曝光。
剧情反转，质疑声纷至沓来。折叠屏手机和5G手机的先后折戟，让三星的品控成为了众矢之的。
这绝不在三星的意料之中。
对于三星来说，无论是折叠屏手机Galaxy Fold，还是5G手机Galaxy S10 ，原本都是野心所在——5G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窗口，折叠屏也是手机形态的一次关键转型，三星想要通过抢发折叠屏手机和5G手机来体现其在行业内的龙头地位，并彰显供应链实力。
事实上，三星绝对是有实力抢跑的。
然而，也就是因为有实力，所以才更急迫——当上第一不容易，要想坐稳第一更是难上加难，好不容易登顶的三星，怎能在这个弯道上输给小弟们。
看看楼下iPhone因为缺席5G和折叠屏后被“群嘲”的尴尬境地，就能明白三星的焦虑。更何况，作为韩国民族品牌的象征，三星没有退路。
只是，本想留给竞对们一个一骑绝尘的潇洒背影，却没掌握好起跑质量，一不小心就抢跑犯了规。在田径比赛中，抢跑一次便会被罚下，而三星如今已经接连犯规了两次。
在5G和折叠屏两大自带高光的科技明星加持下，三星的这一跤摔得太难看。
更加尴尬的是，S10的意外爆炸，唤醒了大家对于三星“爆炸门”的记忆。爆炸、召回、解释为外力所致……还是那熟悉的配方，依旧是熟悉的味道。
爆炸，已经成了三星的标签，成为这家全球一流企业心中无法抹去的痛。
三星，曾是中国手机市场的霸主。
三星用让人眼花缭乱的产品线，为中国市场打造了一个上天入地的巨网——上有近万元的臻和大器系列；主流旗舰是四五千元的S和Note系列；中档选择有S Advance和Premier系列；如果你看重性价比，那还有2000元档的Mega和Grand系列；甚至还有售价几百元的入门级W、Y、Ace系列。
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三星做不到。
在当时智能机刚崛起的大背景中，三星丰富的产品满足了各类消费者的需求，很快受到了市场的肯定。2013年Q2，三星电子销售了1530万部智能手机，占当时国内市场总销售量的19.4%，中国每5部智能机中就有一部三星手机。同年，三星电子被《经济观察报》评选为“2012-2013年最受尊敬的企业”，这是三星电子第8次获此殊荣。
谁也未能料及，如此风光的三星在中国市场从盛至衰，只用了4年时间。
当时，中国市场正从中华酷联的时代转向华米OV的主场，再加上苹果的异军突起，三星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竞争越发激烈。但这并不足以摧毁三星——就像特洛伊城是被希腊“木马兵”从内突破的一样，三星固若金汤的城墙也是被自己从内部炸裂的。
2016年8月，拥有虹膜识别、四曲面屏等创新技术的三星Note 7在美国纽约发布，广受消费者的追捧，当天便售出过万部。
意外的发生毫无征兆——Note 7炸了。
就像如今对待S10的爆炸事件一样，三星的第一反应是粉饰太平，将爆炸定性为个例，认为是用户没有使用原装充电器所致。
然而，更多的爆炸接连发生，不仅是在韩国本土，海外的Note 7也没有幸免。三星这才意识到严重性，一番挣扎和辩解之后，三星终于在9月初向消费者道歉，暂停Note 7在10个国家的销售并对其进行全球召回换机计划。
然而，这个“全球召回”并不包含中国。
以采用了不同电池供应商为理由，三星告诉中国消费者，Note 7国行版本可以放心购买。
被单独撇出去的中国市场，在9月1日开启了Note 7的销售。给予了三星极大信任的中国消费者非常捧场，线上头部电商平台的销售数据都很亮眼，其中最受欢迎的珊瑚蓝版很快便告售罄。
平静的半个月过去了。其间，在被国家质检总局约谈后，三星“意思意思”地召回了1858台Note 7体验机。很显然，三星想要以最小的代价来粉饰这场危机。
但，现实总是很骨感。
9月18日，国行版Note 7发生“首炸”。虽然三星强行设定“被害情节”、解释是人为原因所致，但随之而来的更多国行版Note 7爆炸事件让三星失去了辩解的理由。
中国消费者的失望和愤怒被点燃。哪怕在避无可避之后，三星最终召回了国行版Note 7，却再也召不回中国消费者的信任。
70天，史上最短命的“机皇”寿终正寝。
自作孽不可活，对中国市场区别对待之后，不真诚和侥幸很快就让三星自尝恶果。
就是同一时期，苹果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急速上升，iPhone 7系列在中国市场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苹果股价也创下了五年来最好成绩。一升一降之间，在这场抢7大战中，Note 7戏剧性地完败iPhone 7。
令人唏嘘的是，Note 7的问世本是为了阻击iPhone 7，就连型号也直接从Note 5跳到了Note 7，并抢先在苹果之前一个月发布。
回想起来，当时的三星与如今抢发Galaxy Fold和Galaxy S10的姿态何其相似。
Note7不足以炸毁三星，但却成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坍塌的品牌形象，中国市场不进则退的激烈竞争环境，再加上运营商定制机的退场，三星在中国的市占率迅速下跌。2016年Q3，中国市场的Top5名单中便已看不到三星的名字了。
再加上Note 8时隔一年后才姗姗来迟，口碑没有被及时挽回的Note系列就这样被Note 7的爆炸闪了腰。此后的三年中，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的市占率一路下滑至0.8%，跌入Others。
虽然，现在三星高呼“重回中国”，但我们都知道，这片市场已经今非昔比，头部效应极度显著的中国市场已经不见增量——想起曾经的肆意驰骋，那是三星逝去的青春。
至此，三星的水逆还未结束。
2016年底，朴槿惠“亲信门”事件爆发。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韩国顶级财团三星被卷入旋涡，三星集团 “太子爷”、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被指行贿。2017年8月，韩国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李在镕为接班三星贿赂朴槿惠，此外还犯下贪污、作伪证等罪名，判刑5年。2018年2月，李在镕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缓刑4年，并当庭释放。
直到如今，这一事件的影响仍未被消解，案件还在三审期间，李在镕仍是缓刑犯之身。与政治的过密牵连让三星栽了跟头，同样的惨痛教训在败走中国的乐天身上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李在镕在押期间，包括其亲妹妹李富真、三星CEO权五铉，以及副会长崔志成都成了外界热议的掌门人候选人，三星分拆的声音也甚嚣尘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这当口，CEO权五铉意外宣布辞职让三星帝国进一步陷入僵局。会长李健熙卧病在床、“太子”李在镕深陷行贿官司，三星陷入了危险的权力真空。
为了阻止管理层的不确定带来更大内耗，三星在2017年底进行了领导层大换血，更换了全部3位联席CEO，三星电子还首次分离了CEO和董事长角色。高东真便是在此时上台，接管了IT和移动通信业务部门，主管三星智能手机。
忙于拔刺的三星，正是在此时被后来者逼近。
时间机器运转，曾经的三星是如何走向北美、占领中国、清扫印度的，如今的国产厂商就是如何以其人之道夺其市场的。
在中国市场打败三星之后，国产手机厂商开始加速出海，在海外市场上不断侵蚀三星打下的江山。OPPO印度的一位前员工透露，三星印度由韩国人经营，决策过程非常缓慢，一个十多万的门头广告还要层层上报，一个月还批不下来。
管中窥豹，三星的傲慢，正让其在印度经历曾在中国市场面对过的危机。
2017年，恢复生机的小米在印度市场以每季度近40%的增速追赶三星，终于在Q4以25%的市占率超越三星，成为了印度市场的Top 1。同时，vivo、OPPO、一加也在印度市场不断发力。据Counterpoint，2019年Q1，中国国产手机已占据了印度66%的市场份额。
与此同时，在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其他市场，国产手机品牌也在广泛插旗，挤入前三，向三星发起挑战。
显然，曾追随三星的国产手机品牌，如今正在围剿三星。
从败退中国市场、行贿案被曝、管理层更迭、海外遭围剿，三星的水逆仍在继续，而Note 7的爆炸只是这场寒流的序章，给庞大的三星商业帝国蒙上了一层阴影。
有种说法，韩国人的一生离不开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
一个住在三星物产投建公寓中的韩国年轻人，或许会一起床打开三星电视机，在李健熙姻亲经营的电视频道上查看天气预报。在地铁里用三星手机观看前天晚上三星狮队的棒球比赛，在公司里用三星电脑办公，回家路上用三星信用卡购买日常用品。而在看不见的地方，他还买了三星寿险，曾就读于三星投资的大学，生病了要去三星的医院就诊。
韩国人将“大韩民国”戏称为“三星共和国”，将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称为“经济总统”。三星，已经成为韩国的经济支柱。
对于纤细弱小的小树苗来说，一场来势汹汹的风暴便能要了性命，只有根基牢固的大树才有抗击风暴的底气。
而三星不止是大树，它是一片森林。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庞大的三星帝国，当年却是发家于和科技毫不相干的鱼干贸易。
1938年，出生于韩国富裕农民家庭、青年时留学日本、已经历过一次失败创业的李秉喆，拿着3万韩元在韩国大邱成立了“三星商会”。创办之初，三星商会主要从事食品贸易，将韩国的鱼干、蔬菜、水果等出口到中国东北。
在韩语中，“三”有“大、多、强”的意思，而“星”代表着清澈明亮和永放光芒，三星这两个字，寄托了李秉喆的期望与野心。
通过生产面条和向中国出口农产品，三星商会很快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李秉喆又成立了酿酒公司，业务逐渐放大。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打响，日本对朝鲜进行了严苛的经济管制，李秉喆旗下的三星商社和酿酒公司也遭受掠夺，不得不停产。
幸好，李秉喆在此时遇到了贵人：李承晚。
因父亲与李承晚是故交，李秉喆在其回国后多次拜访，而李承晚也十分看重企业家的支持。一年后，李承晚当选南韩建国后第一任总统，李秉喆也在1948年创建了新公司“三星物产”。
三星发国难财的恶名也是在此时留下的：三星物产继续干着李秉喆的贸易老本行，不过从出口变成了进口，将战后必需品大量进口到国内，用一年的时间便做到了行业第七。
战争结束后，李秉喆及时转舵，将战略从进口转为制造，创建了纺织厂“第一毛织”和韩国第一家制糖厂。
这一次转型为三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6年，韩国对糖的进口量便从100%下降至7%，三星占据了超9成的市场份额。1960年，被李承晚赐字“衣被苍生”的第一毛织资本从1亿韩元增加到了30亿韩元。
此时的三星，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确定了家族制企业的形态，业务也逐步扩展到制糖、制药、纺织等制造业和保险等金融行业，对韩国经济的影响正在快速上升。家喻户晓的李秉喆也不再认为自己仅仅是三星的董事长，而是“国家的董事长”。
若仅按这个路线发展下去，三星仍旧会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制造企业，但绝不会拥有如今的科技实力和产业链话语权。
三星企业命运的转折，与韩国的国家产业转型息息相关。
六十年代末，为了加速实现工业化，韩国将电子产品列入六大战略出口产业，并于1969年1月通过了“电子业促进法案”，拿出了颇具吸引力的补贴和出口刺激措施。
海外电子企业看中了低成本的韩国劳动力资源，也在此时入局。在美国的帮助下，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成立，韩国政府通过合资企业推动外国企业的直接投资。
摆在明面上的政策红利，让李秉喆果断作出决定，进入了此前从未涉足过的电子行业。1969年1月，日后叱咤风云的三星电子正式揭牌成立。
李秉喆想得很清楚：“考虑到技术、劳动力、产业附加值、国内需求和出口前景等方面，电子产品是韩国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阶段最为适合的行业。”
然而，三星并没有电子产品的生产经验，曾在日本留学的李秉喆于是选择向行业中先进的日本企业学习：在与日本三洋电机和日本电气组建了合资公司之后，三星派遣了一批员工前往日本各地学习电视和真空管生产技术，并投资两千万美元建设了一个以研发和生产集成电路、电视显像管为主的大规模电子工业基地。
合作之初，三星主要为三洋公司贴牌生产电视机。1970年11月，三星电子生产了第一只真空电子管和第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并在3年后推出了基于晶体管的19英寸黑白电视。1974年，三星电子开始推出冰箱、空调和洗衣机等白电产品。
然而，三星不甘心于代工。
三星研发团队大量购买市场先进产品，从拆机器开始攻克技术难关，终于在1976年，三星独立开发出了韩国第一批彩色电视并出口巴拿马等国。
所谓“抄袭”“剽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国退民进”的大风潮中，三星化工、重工、精密机械、造船等子公司相继成立，三星踏着多元化制造业的战略步伐快速向前挺进。
但，野心勃勃的李秉喆并未满足，这次他瞄上了半导体。
1974年12月6日，这个日子对三星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看到了以半导体为代表尖端技术所蕴含的巨大机遇之后，李秉喆和他的小儿子李健熙不顾管理层的反对，自掏腰包出资入股了Hankook半导体公司。1977年底，三星与Hankook业务完全合并，正式更名为三星半导体，并于1980年集成入三星电子。
也正是这次收购，三星开启了在存储器领域的霸业征途，走出了一条“贸工技”的道路。
1983年初，三星在美国加州圣克拉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拉设立了一个基地，为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技术寻找授权方，并从美国招募半导体人才。在被日立、摩托罗拉、NEC、德州仪器和东芝拒绝了之后，三星获得了镁光科技的64K DRAM设计授权和Zytrex公司的高速MOS工艺授权。
不过这一过程也并不顺利。镁光曾以400万美元的价格向三星提供较为落后的设计图纸，后来却以偷看文献为借口反悔，并将三星方面人员赶了出去。
技术封锁，往往催生不择手段的突围。
此时韩国开始举国家之力吸引海外人才归国，三星也大力从日本企业挖人、挖技术。终于，在1983年底，三星从无到有成功开发出64K DRAM，震惊了美国和日本。
1983年11月，三星对64K DRAM芯片进行了首次取样——虽然仍落后于当时最先进的日本技术将近5年时间，但三星的这一突破为其在10年后成为全球最大存储器芯片生产商奠定了基础，踏出了三星半导体实现代际突破的第一步。
突破技术封锁的道路很漫长。
1984年，为摆脱授权费用，三星圣克拉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拉团队通过逆向工程设计出了基于2微米工艺的256K DRAM，并在器兴的新工厂启动生产。一年之后，三星还成功实现了64K DRAM芯片的量产。
一切看起来似乎越来越好，三星却在此时遇上了一场有预谋的价格暴跌。
在头部企业的操控下，芯片价格从每片4-5美元跌至25美分。而当时三星的生产成本是1.3美元，意味着每生产一片芯片，便要倒贴1美元。
如此困境下，三星并没有动摇在半导体领域的决心，李秉喆带领三星电子继续投资建设生产线，一路狂飙突进。直到1987年因病去世时，李秉喆也未能见到三星半导体盈利。
终于，连续五年在200mm晶圆上投入超过5亿美元之后，三星在1992年推出了全球第一个64M DRAM，两年后又率先推出了256M DRAM。
三星正式超越东芝，成为全球最大的DRAM制造商。
在DRAM之外，三星如今在液晶面板产业链上也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1984年起，三星开始跟踪液晶技术；1991年，成立面板事业部，并建成第一条试生产线。
液晶面板的代数越高，生产出来的基板尺寸越大，可供切割的屏幕尺寸就越大。在这样一个强周期、重资产的领域，三星拿出了在DRAM领域从无到有的韧劲和破釜沉舟的信念。
这里又是一个“男默女泪”的故事。
九十年代初，三星利用液晶行业的低谷期，不退反进，重金扩建生产线，大量聘用失业的日本工程师。在1990年至1994年期间，每年亏损1亿美金，打造面板产线。1995年，三星逆势而上，建成第一条3代线，追平日本产能。
眼看就要熬出头，却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在这一时期，三星深陷债务危机，不得不砍掉很多业务。唯独液晶面板，不但没有被砍掉，还追投了数十亿美元。1998年，三星建成3.5代线，面板出货量达到全球第一，而第二名正式另一家韩国企业LG，实现了对日本的全面反超。
靠着韧劲和精明，三星成功在科技领域立足，演绎了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如果说，李秉喆时期的三星，从贸易转向科技，奠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李健熙所带领的三星便是拉开了“二次创业”的大幕，真正将三星推上了全球超一流企业的王座。
李健熙上任时的三星，虽然在外人看来风光无限，但是连续多年在电子产品、半导体领域的巨额投资已使得三星的资产负债率高达300%。而且，长期的跟随、拷版战略，也让三星始终难以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发展风向的一流企业。
与此同时，臃肿、僵化等大企业病也开始出现。当时的三星，在“汉江奇迹”的带动下，产品不愁销量，却没有人关心品质，大家都陶醉在韩国第一的自满情绪中。
外强中干的三星需要变革。
李健熙的上任为三星带来了新的动力。在其任内，一份报告和一份宣言成为了最终改变三星的关键功臣。
1988年，上任第一年的李健熙带领五十岁的三星，开启了“第二次创业”，并带领管理层立下了“2000年不能让三星成为世界一流企业便辞职”的军令状。
这位与父亲共同奠定了三星半导体格局的企业家，上任后便着手集成业务，将旗下10个事业部的非核心资产卖给海外财团，将分公司、子公司缩减到47个。
“瘦身”只是第一步。
此时的三星，已涉足移动无线研发，并成立了手机部门。但三星当年推出的SH-100手持式1G手机质量差强人意：当时，一名三星员工在山中徒步时，看到另一名登山者正在使用摩托罗拉手机打电话，但他手中的三星手机却根本没有信号。最终，这台手机只销售了不足2000台。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然而，更大的伤害还在后头。
1993年初，在美国的洛杉矶，李健熙与三星电子的管理团队在考察市场时发现，相比大受欢迎的索尼产品，三星的产品被摆放在柜台上最不起眼的位置，布满了灰尘，无人问津。
这让三星的高管们深受震动。他们意识到，虽然三星在韩国是一家颇具地位的高科技企业，但在海外却仍然处于质量差、价格低的档位。
这次，李健熙自掏腰包，让高管团队购买竞对产品，并逐一分析。
等不及回到韩国，李健熙在洛杉矶便展开了三星产品出口比较会议，一开就是四天，具体分析了摄像机、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七十八种产品，覆盖了通用、惠而浦、索尼、东芝、飞利浦等竞对品牌。
其中有一天，面对仍然没有危机意识的员工，李健熙滔滔不绝进行了长达9个小时的“暴风洗脑”，底下坐着的高管团队正襟危坐，汗如雨滴。
这次会上，李健熙废除了三星“以数量为核心”的惯性，提出“以质量管制和力求变革为核心”。
1985年，张瑞敏一锤头砸醒了海尔人对质量的意识。1994年，李健熙也效仿张瑞敏抡起了锤子——在三星电子工厂的操场上，堆满了无线电话机、传真机、手机等产品，当着三星集团高管及三星电子所有员工的面，10多名员工用锤头将它们砸了个稀碎，只有又用一把大火将残次品烧毁。
锤子和大火，激起了三星员工的斗志，也用狠厉的手段将“质量为重”的观念灌入员工心里。
与此同时，后来成为京都理工大学教授的福田民夫（Tamio Fukuda）也针对三星管理人员夜郎自大、尸位素餐的问题，写了一份直指三星弊端的报告，成为了李健熙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导火索。
这份三星历史上非常关键的《福田报告》，成了三星的一面镜子，它促使李健熙开始改变三星的用人方式，最终确立了三星“人才即公司”的理念。
此后不久，1993年6月7日，李健熙带领三星上下1800多名中高层管理人员来到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了一场三星历史上至为关键的会议。
这场会议从傍晚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李健熙破纪录的长时间演讲，后来被整理成为《法兰克福宣言》，其核心就是“改变”。在会上，李健熙宣布“新经营”规划，提出“除了老婆孩子，一切可变。”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一份《福田报告》，一份《法兰克福宣言》，让李健熙为中年三星清除了病灶，散发出新的活力。三星集团盈利从1987年的2688亿韩元，上升到了1994年的1万亿韩元。
即便如此，重生后的三星依然也曾遇到过威胁生命的危机。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三星集团亏损达到22亿美元，负债率高达85%，濒临破产。在总裁尹钟龙的铁腕治理下，三星裁员30%，出售了120多个非核心资产，两年后负债率到55%，最终渡过危机。
三星的“狠”是出了名的。
重获新生的三星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大手笔投入研发，在海内外成立了30多家研究机构，每年营业额7%以上的资金用于研发。从1999年开始，三星荣登专利登记件数最多Top10企业，2002年，三星销售额占世界第一的产品比率高达24.5%之多。
经过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反周期投资等各种在短期看来是自废武功式的起伏之后，三星市值在2002年超越日本索尼，三星电子在2017年取代英特尔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终结了后者25年以来的霸主地位。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着最大手机制造商的地位。
英雄之路是血与火铸就的。
从追随者到领导者的道路漫长而崎岖，其间三星花费了数十年在质量、管理、设计、创新等领域进行探索，几次起死回生。
如今，三星在前端产品和后端供应链上都做到了行业中的佼佼者。
在前端的产品上，三星的成绩单相当亮眼——2018年全年，三星手机销量超过了3亿台，连续第7年位居第一；三星电视的销售额占全球市场的29%，销量占18.7%，连续第13年蝉联榜首。
然而，这并不足以让三星成为帝国。
帝国之存在，并不在于手机卖了多少部、电视卖了多少台，而是三星在多条产业链上都已经成为了绝对的霸主，让其得以在激烈的全球竞争格局中扎根稳立，扼住竞争对手的命脉。
虽然，三星的手机业务已经被后来者逐渐追上，但高毛利率的半导体和面板业务却一路高歌猛进——作为全球最大的屏幕供应商和闪存供应商，三星出产的DRAM内存占了全球产量的70％，NAND存储芯片约占全球产量的30％。
在中国市场，三星一年能卖出几千万块屏幕，而市面上绝大部分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移动硬盘、行车记录仪等设备大多都使用了三星的存储芯片。三星一年可以从中国市场赚走3000亿元。
从不起眼的食品出口商起家，再发展到制糖、建筑、纺织、保险、零售等制造业和金融业，如今的三星在手机、电视、存储器、面板等近20种产品上都做到了全球第一，集团旗下近80家子公司，最高曾占韩国GDP的四分之一，在扛起了韩国科技大旗的同时，建构了一个传奇的商业帝国。
80年时间，三星走上王座。
从拷版、到模仿、再到紧跟技术领先者，最终自己成为了全球技术领先者，要说其中有什么秘诀，那便是在关键技术面前，三星始终是一块海绵，“保持饥饿”。
也就是这份“饥饿感”，让三星这一路上的吃相显得并不好看。商业世界里，三星绝对算不上高尚。盗窃、抄袭、作弊的名声是其发展史上擦不掉的印记。
然而，历史是由成功者书写的，一切钻营如今看来都可称之为三星的“坚守”。
技术是最强大的生产力。
数十年间始终坚持的垂直化集成战略和科研投入，使得三星在产业链端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2018年，三星电子全年营收达到243.77万亿韩元（1.44万亿元），利润为58.59万亿韩元（3460亿元），利润率为24.03%。营收是华为的2倍，利润是华为的6倍。
其中，三星电子的主要利润来源仍旧是半导体，占比超过70%，包括DRAM内存芯片和NAND Flash闪存芯片。作为一家披着手机外衣的半导体公司——从SOC芯片、NAND、DRAM、OLED屏幕、CIS，甚至电池，三星都包揽了，在智能手机产业里，能做到如此硬件垂直集成的，仅此一家。
借助在供应链上的强悍话语权，三星仍然能够卡住包括苹果在内的几乎所有手机厂商的命门，铸就了马里亚纳海沟一般的护城河。
也正是站在如此伟大的功绩之上，今天的三星才更加谨慎和急迫——5G压境，三星作为重量级的种子选手，必须参赛并为国争光。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商业竞争，而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对抗。
其中，美国电信运营商Verzion和韩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已先后推出面向普通用户的5G网络。韩国政府还宣布，将在 2022 年之前投资 30 万亿韩元 (合 260 亿美元)，创建覆盖全国的 5G 通信网络。
在日本，NTT Docomo、KDDI、软银公司和乐天四大电信公司也已经获得了政府分配的5G频谱。四家还表示将在五年内累计投入不到1.7万亿日元(合152.9亿美元)来建设5G网络。
在美国，特朗普更是亲自宣布了5G部署，声称将投入2750亿美元建设5G网络，并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施压，要求其放开频谱资源，提升批准效率。
在 “美国只能输不能赢”的口号声中，中国的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三大运营商齐发力，华为一边突围一边积极奔走，5G手机、5G公交、5G医院等各种应用均在加紧落地。
5G战场之上，金戈铁马，鼓声冲天，你方唱罢我登场。
敌人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在此紧张氛围下，三星才急迫地抢发5G手机和折叠屏手机，恐为人后。在这场与自己、与对手、与时代的竞争中，蕴藏着三星半导体进一步扩大优势、三星手机重回神坛的重要机会窗口。
4月份，三星电子公布了“半导体远景2030”规划，这是一份投资总额高达1157亿美元的计划，用于逻辑芯片的研发、生产和代工，并为相关专业人才创造15000个就业岗位。
这一规划与韩国政府在近期提出的以非内存芯片、生物科技和下一代汽车为重点对象的产业扶持计划相呼应。三星的商业版图背后，是以三星为核心、上下游韩国企业共同参与的长期发展计划的成功，在此过程中，产学研与政府之手，缺一不可。
三星之道，提供了一个颇具借鉴意义的模板，只是这其中埋藏着“爆点”——抢跑与坚守的背后，三星必须平衡速度与质量，容不得再“炸”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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